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两个结合”的伟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两个结合”的伟大成果
全国政协办公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专题研究”第二课题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百年反贫困的奋斗历程和实践探索，是对党的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创造性地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等关键问题。经过8年持续奋斗，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传承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守望相助的优秀文化基因，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展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既传承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根据当代中国实际情况作出创造性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新境界。
党的领导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占据核心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坚持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揭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身政党、掌握政权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列宁进一步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形式”，阐明党所具备的先进性与组织性能够把零散的个体力量汇聚成改造社会的磅礴动能。新时代脱贫攻坚实行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让鲜红的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高高飘扬。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编织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这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人民立场贯穿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始终，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价值导向。恩格斯关于“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的论述，将人民立场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物质福祉目标。这为社会主义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创造性地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行动，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将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检验脱贫成果的根本尺度。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困难群众的冷暖安危记在心里、把脱贫责任扛在肩上，这是坚守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生动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允许任何地区、任何民族在奔向全面小康的征程中落伍。这让脱贫攻坚真正成为惠及民众、深得民心的德政工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风采。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要命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恩格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能够“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规避资本主义生产的混乱状态与周期性危机。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创造性地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强劲推力。在格局设计上，专项扶贫针对深度贫困区域与特殊困难群体；行业扶贫让各部门发挥自身优势，教育医疗交通水利等部门分头实施专项行动；社会扶贫广泛发动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构成全方位、立体化扶贫网络。在区域合作上，东部9个省份、14个市结对帮扶中西部14个省区市，307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592个贫困县。在资源投入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从2012年的326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461亿元，年均增长20.6%。这种大规模持续性的资源投入能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
科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反贫困工作实效的关键要素。恩格斯明确提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是遵循这一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党和国家建立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通过建档立卡对12.8万个贫困村、近1亿贫困人口实施动态管理，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完成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的根本转变。这从粗放转向精细、从笼统走向具体，真正做到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反贫困事业走向成功的根本保障。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将历史创造的主体从少数英雄归还给人民大众。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理论，强调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将“志”与“智”并举，既要激发内生动力又要提升发展能力。只有帮助贫困群众“扶”起脱贫的志气、挺起脱贫的腰板，才能真正激发出持久的脱贫致富动力。通过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宣传自力更生典型、推行生产奖补等激励机制，有效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使其从被动受助转变为主动脱贫，真正成为脱贫攻坚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团结互助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凝聚反贫困强大合力的法宝。《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深刻阐明无产阶级只有团结起来形成强大阶级力量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统治、实现自身解放。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团结互助思想进行创造性拓展，提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12.7万家民营企业参与的“万企帮万村”行动投入1100多亿元惠及18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搭建中国社会扶贫网等平台，促进贫困户需求与社会各界爱心对接。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省区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向贫困宣战的强大合力。这凝聚起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守望相助的价值追求。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精髓，也是保证减贫治理取得实效的根本方法。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实事求是原则创造性转化为一整套制度化体系化的监督考核机制。扶贫脱贫实行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媒体暗访、群众评议等，每年对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进行考核。贫困人口退出必须实行民主评议，贫困村、贫困县退出必须进行审核审查，退出结果公示公告，确保脱贫结果真实可信。对贫困县党政负责同志的考核，要提高减贫、民生、生态方面指标的权重，把扶贫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完不成任务的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这形成了有力的正向激励与刚性约束，推动各级干部真抓实干、较真碰硬，在脱贫攻坚一线树立起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彼此成就。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价值追求、社会憧憬、精神气质，在新时代反贫困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交融互鉴，形成崭新的思想结晶。
“选贤与能”在中华传统治理智慧中占据核心位置，体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对治国理政人才问题的深刻把握。《礼记·礼运》提出“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深刻揭示选拔德才兼备之人是理想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石。从察举到科举，我国在历史演进中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甄选体系，展现出中华文明在选贤任能方面的卓越智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干部队伍建设，在选派上精准到位，在管理上严格规范，在保障上全面有力。截至2020年底，党和国家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数量达到25.5万个工作队、超过300万名干部，党在基层的覆盖面由此得以拓展，组织力量得以落地。对于能力不足者召回调整，表现突出者提拔使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标准贯穿始终。必须在政治上给予激励、工作上提供支持、待遇上落实保障、心理上进行疏导，让扶贫干部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建功立业。
“民惟邦本”浓缩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蕴藏着对人民在国家治理中重要地位的朴素认知。《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视作国家大厦的根基，以建筑学的朴素比喻道出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脱贫不再是统治者的恩赐施舍，而是人民理应享有的权利、党和国家必须兑现的承诺，“施恩于民”转向“还权于民”。社会主义制度中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根本属性得到充分体现，“民惟邦本”从维护统治工具升华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理念。各类扶贫项目和扶贫活动都要紧紧围绕贫困群众需求来进行，支持贫困群众探索创新扶贫方式方法，明确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政治理念，彰显出中华民族对统一协调、步调一致的心理认同与制度认可。这一理念最早可追溯至《春秋公羊传》提出“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的表述。千百年来，这种思想不断沉淀，塑造出“天下一家”的文化心理和集体协作的行动传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中，“大一统”智慧获得了创造性转化，集中体现为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上下迅速响应，各级压实责任，政令畅通无阻、执行雷厉风行。这种统一调度、协调一致的组织动员能力，正是“大一统”传统在当代的生动展现。
中华文明积淀着丰富的精准思维、因地制宜智慧，反映出尊重差异、把握特点、对症下药的方法论传统。孔子提出“因材施教”，充分展现出根据对象特点，因人而异采取不同教育方式的智慧。中医“辨证施治”通过望闻问切找准病因，根据不同体质开具不同药方，强调“一人一方”、“对症下药”，形成了精准诊断、精准治疗的医学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传统精准智慧转化为扶贫工作的科学方法论，明确指出“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党和国家通过建档立卡制度，运用科学方法与规范程序，建立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对12.8万个贫困村、近1亿贫困人口实施动态管理，在制度层面确保了帮扶对象的准确性与可追踪性。在精准识别基础上，深入调研致贫根源，针对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因病因残等不同致贫原因，分别开具对应“药方”，将中医“辨证施治”的逻辑转化为扶贫领域的“靶向治疗”，确保帮扶措施精准到户、精准到人，从而保证脱贫攻坚质量和成色。
“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核心精神品格，彰显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文化基因。《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将自然天道运行不止的刚健特性与人的道德实践相联系。这种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生发出“天道酬勤”、“业精于勤”等实践伦理，淬炼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激活了“自强不息”精神基因，指出“人穷志不能短，扶贫必先扶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强调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提倡崇尚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精神的自强还需能力的支撑，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技能培训、产业扶持、创业支持等多种方式，完成了从“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的转变。
中华文明将“公天下”视为至高追求，这种精神超越一己之私，将苍生福祉置于首位，倡导守望相助。《礼记·礼运》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图景，展现财富共享、贤能当政之社会愿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互助合作深度嵌入到扶贫脱贫之中。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点对点结对帮扶，将党的组织动员能力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帮扶资源。“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广泛推行，贫困户以股权量化方式分享产业链增值红利，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合作格局。“中国社会扶贫网”等平台精准对接社会各界力量，将分散的社会善意转化为有组织、可持续的帮扶合力。
“知行合一”汇聚了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体现出中华民族务实求真、学以致用的文化特质。早在《汉书》中就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记载，这种尊重事实、拒斥虚妄的态度塑造了中华民族踏实做事、讲求实效、拒绝空谈的精神传统。回望脱贫攻坚征程，扶贫领域一些腐败和作风问题曾经严重影响脱贫攻坚进程效果，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利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强化作风建设，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对“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等问题从严查处，坚决整治不切实际随意下任务的“指标式”脱贫。各地建立相应的低收入人口识别认定标准，能够准确识别、确定贫困人员，形成一套成型的、可行的帮扶办法，形成规范化、标准化的扶贫机制。扶贫干部深入一线了解实情，走村入户掌握民情，访贫问苦解决难题，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实践观念转变为具体行动，推动党中央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深入把握人类反贫困事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批判性借鉴国际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有益经验，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深刻时代特征的科学体系，引领党和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以人民立场超越个人主义，实现根本价值的升华。西方国家在建设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沉淀了大量制度经验，从社会救助到医疗保障，从失业保险到各类福利安排，为现代保障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批判性汲取西方国家相关有益经验的同时，实现了价值基点的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将民众福祉确立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既要求规避高福利带来的财政重负与依赖心理，又把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与开发式扶贫的造血机制融为一体，针对群众实际需要展开精确施策。我国坚持个体奋斗与集体帮扶相互支撑，社会参与同国家统筹彼此配合，先富带动后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得以落实。党委、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从自愿性、零散化参与跃升为系统性、制度化动员，最终赢得消除绝对贫困这场硬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表示，“精准扶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正因其直接聚焦于“贫困人口”这一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将发展目标锚定在人民福祉改善上，深刻体现了人民立场。
以唯物史观透视贫困本质，实现理论认识的深化拓展。西方理论在分析贫困成因时，既考查市场运行机制的缺陷和信息流通的障碍如何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也审视个体在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健康状况等禀赋方面的欠缺如何深化贫困处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透过市场失灵的表象深入把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本质矛盾，超越个体禀赋的局部视角形成区域整体的系统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在收入、生态、产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发展困境，根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滞后以及区域间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差距。基于这一认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区域贫困观和连片扶贫策略，将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系统谋划，通过集中资源促进区域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党中央提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将脱贫摘帽作为乡村振兴的起点，设立五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脱贫地区生产力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以制度优势统筹扶贫力量，实现配置机制的创新突破。西方反贫困实践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主导，政府扮演相对有限的角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在汲取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功能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在这一论述指导下建立起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五级书记抓扶贫得以实行，责任、政策、投入、动员、监督、考核六大体系得以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深化推动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定点扶贫促成多方帮扶合力。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充分显现。这一论述实现机制创新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顶层设计、资源统筹、责任落实得到强化，市场机制在产业扶贫、消费扶贫中的积极效能得到发挥，全社会力量被调动起来形成强大合力。这一论述既跳出了西方国家奉行市场单轨扶贫模式的局限，又避开了简单的政府包办做法，创造出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减贫治理新模式。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效率在此实现有机统一，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路径提供了中国样本。
以精准扶贫方略激发内生动力，实现实践方法的系统革新。西方反贫困长期采用“广覆盖、低标准”的普惠式救济模式，通过救济金、食品券、住房补贴等直接福利供给在短期内缓解生存压力，在社会救助普遍覆盖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在借鉴社会救助覆盖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精准扶贫”方略，依托“六个精准”与“五个一批”工程，结合各地实际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重要转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方针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鲜明特征。”这一论述在保留临时性救济措施兜底保障功能的同时，更加注重以开发式扶贫激活内生动力，强调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通过将“扶贫先扶志”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综合运用能力建设、产业扶持、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物质脱贫与精神脱贫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从“输血”到“造血”的可持续脱贫机制。
以共同富裕引领发展方向，实现目标体系质的飞跃。西方自由平等理念关注人的尊严与基本权利，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构建的多维贫困指数将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纳入评估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参考了这些国际研究成果和平等理念中关于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合理要素，但将共同富裕确立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因而超越了西方形式平等的边界与缓解贫困的有限目标。这一目标体现为主体上的全民性，涵盖全体人民；体现内涵上的全面性，强调物质生活富裕与精神生活富足协调发展；彰显实现上的过程性，立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允许具备有利条件的群体、地区先富起来，通过示范效应与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党和国家将国际理论框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突破单一收入指标，确立“两不愁三保障”多维脱贫标准，通过教育阻断代际传递、医疗防止因病返贫、住房安全夯实发展基础，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机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从经济维度向发展维度的跃升，从生存型脱贫到发展型脱贫的历史性跨越，赋予平等理念以社会主义实质平等的内涵。
贫困，这一困扰人类社会数千年的顽疾，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上被彻底终结。这一人间奇迹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是“两个结合”结出的丰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反贫困理论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消除贫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必将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继续书写人类发展史上更加辉煌的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组 长：程恩富
成 员：罗玉辉 王军 廖敏伶
本文执笔：罗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