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来，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斐然，使我们加深了对这个重要论断的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对人民政协成立和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1］这为我们研究人民政协的成立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在从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开始筹备新政协，到人民政协成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地位；统一战线则由一般的政治联盟发展成为拥有具体组织形式的实体性的政治联盟；协商民主作为体现“新民主的特点”“新民主的精神”［2］的一种民主形式正式出现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这个“伟大创造”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一、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过程中，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统战工作，高度重视和他们就新政协成立的有关问题进行协商，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统战和协商工作中，为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功能充分发挥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和协商工作的领导，贯穿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曾多次指示香港分局、东北局和统战部，要加强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做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统战工作，多和他们就新政协成立的有关问题进行充分协商，为人民政协成立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一）党中央重视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统战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3］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统战工作时，注重思想政治引领，通过建立统战机构、明确与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政策，实现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建立统战工作机构。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预料到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容忍民主党派的存在，民主人士将来会躲避到“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香港。1947年5月，党中央正式成立直接受中央领导的香港分局，周恩来指示分局书记方方、委员连贯和钱之光负责开展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在1948年的“五一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五一口号”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为加强统战工作，1948年5月，党中央指示香港分局成立统战工作委员会，由连贯担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加速在香港民主人士中就召开新政协征询意见，把港方民主人士的意见，汇报给党中央，利于在各方面人士到达解放区后，正式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当时，大部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无党派人士到达了香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香港分局统战工作委员会立即和他们建立了联系，通过单独登门拜访、组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传达和解释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了解他们的主张，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48年9月，为适应统战工作的发展需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由周恩来分管、李维汉任部长。

　　明确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政策。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待各民主党派的指示》，对民主党派进行了界定，承认了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还提出要对民主党派加以保护，允许他们以党派名义开展活动。［6］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7］1949年3月，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如傅作义、程潜等重要人物，要用“大位置”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毛泽东反对民主党派自行解散，希望民主党派“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的政治基础，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得到了很好的安排，更加坚定了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心和决心，使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也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是和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

　　（二）党中央重视对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协商工作的领导。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党中央多次指示香港分局、东北局的负责人，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就新政协成立的有关问题进行充分协商。

　　数次电告香港分局、东北局，就召开新政协问题广泛征求民主人士意见，并将各方面的反应及时报告党中央。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和民主人士的关系时，有个优良传统，就是以坦白、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倾听他们的批评和意见，这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五一口号”发布次日，党中央在《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以上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他们是否愿意派遣代表来解放区。”［8］并要求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然后将情况电告党中央。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香港分局和潘汉年的电报指出：“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9］指示要营造宽松的民主氛围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6月13日，中共中央又指示上海局、香港分局和潘汉年，“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10］随着在香港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等人到达哈尔滨，10月8日，在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提出了召开新政协的初步建议，指示东北局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15日，党中央又致电东北局，列出了参加新政协的各个党派的代表名单，表示这个名单只是中共的希望，民主人士“有权加以增减或完全改动”，要求东北局将民主人士对新政协各项问题的意见，随时电告、请示中央。10月底，党中央将东北局与在哈尔滨的八位民主人士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转发给尚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征求他们的意见建议。11月25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中共和民主党派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可见，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共产党通过充分协商，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凝聚了共识，实现了党对协商工作的领导。

　　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针对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协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实现党对协商民主的领导，协调与各党派团体、无党派人士的关系，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李立三、徐冰5人为常委，周恩来为书记。主要职责有三项：拟定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程和日程，协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名单，酝酿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人选。“党组干事会”的成立保证了中共对新政协筹备期间协商民主的领导，如在参加政协的代表提名问题上，由于一些民主党派组织涣散，推举不出代表人选，中共的意见在民主党派代表推选中往往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反映了党对协商民主领导的必要性。

　　总之，党的领导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方向正确、功能释放，为人民政协的成立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新征程上，人民政协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各级政协党组要以《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为指针，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认真落实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责要求，落实政协党组同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经常性联系制度，发挥好协商民主这个实现党的领导重要方式的作用。认真落实年度协商计划、常委会工作报告、全体会议和常委会会议、党组重要工作等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为政协开展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二、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过程中，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凝聚共识，发挥了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作用、协商民主的组织保障作用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1］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充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积极主动地做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统战工作。人民政协的成立和《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的通过，则使统一战线有了长期存在的组织形式和法律保障，巩固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也为推动协商民主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一）统一战线坚持大团结大联合，通过有效工作，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联合起来，夯实了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政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力量。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使统一战线功能得到充分释放，发挥了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作用。

　　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12］即做好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人物的工作，通过他们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共中央在给香港分局的电报中，列出了许德珩、李济深、沈钧儒、雷洁琼、冯玉祥等29位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名单，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毛泽东分别和到达西柏坡的张东荪、符定一、吴晗交谈，还宴请了楚图南、田汉、费孝通、张东荪、雷洁琼等人，周恩来和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就更多了。党中央进驻香山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和民主党派代表人物会谈，仅毛泽东就会见了黄炎培、李济深、何香凝、张治中、陈嘉庚、傅作义、张澜、司徒美堂等人，司徒美堂感慨地说：“原来对共产党了解不深，以为共产党胜利了，现在要上台了，我们这些人是来给共产党‘抬轿子’，捧共产党上台的。没想到毛主席这样平易近人，民主协商的精神对我教育很深。”［13］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做宋庆龄和何香凝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力邀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并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毛泽东还把何香凝邀请到香山别墅亲切交谈。应该说，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党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好，效果也十分明显，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成批地来到解放区，何香凝对毛泽东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处理地很好，大家都拥护你们。

　　统战功能充分发挥，巩固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能够结成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要求，充分发挥了统战功能，根据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达成的协议，出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共23个单位、134人，其中中共党员43人、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16人），中共党员占少数。最终确定的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662人中，囊括了除反动派以外所有的党派团体、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中共党员在其中也占少数。毛泽东看到这个名单时幽默地说：“这就是一本天书嘛”。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员包括了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代表人士，从阶级成分来说，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伟大胜利，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广泛性、包容性、多样性、社会性的特征，标志着全国性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夯实了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二）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协商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实施平台。统一战线主要工作方式是沟通交流、互相理解、凝聚共识，其中所蕴含的合作、民主和包容精神，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体现在民主形式上就是协商民主。统一战线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织保障和实施平台。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共产党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都会在统一战线各方面开展民主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促进了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和谐。

　　组织民主人士讨论、响应“五一口号”。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十分重视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组织在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领导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等人，座谈“五一口号”的内容，经过5月2日的充分讨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代表决定联名响应中共号召。5月5日，他们代表各自党派，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全国同胞联合发出《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响应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指出此乃“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14］

　　组织民主人士开展协商活动。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工作委员会就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充分交流意见，如是重大或机密问题，则由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登门拜访民主人士，进行个别秘密协商。另外，还通过双周座谈会这种公开的集中座谈形式开展协商。双周座谈会又分为民主党派高层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其尤参加的座谈会和一般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前者有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或潘汉年主持，后者由民盟负责人周新民主持。东北局经常组织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就筹备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进行协商。楚图南在回忆中提到，“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召集我们就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参加单位等问题交换意见，并和已到东北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沟通情况，交换看法。”［15］通过思想政治引领，在将革命进行到底、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等重大问题上，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达成共识。1949年1月22日，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代表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之，统一战线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为实现党的领导、开展协商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统战功能是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6］要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贯彻落实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健全统战机制，加强同党外代表人士的经常性联系，不断巩固和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同时，要完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协商形式，探索搭建新的协商平台，拓宽相关领域的专家、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参与政协协商的渠道。

　　三、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过程中，凡是重要的议题，共产党总是事先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充分协商，协商民主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

　　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已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不仅促进了人民政协顺利成立，也为人民政协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通过协商民主，使党的主张成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17］通过协商民主，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成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识，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更好顺利实施，更好实现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不掩饰在统一战线中掌握领导权，但要实现对各革命阶级的领导，必须实行正确的政治主张和正确的政策，并通过协商民主，让协商各方接受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凡是重要事项，共产党都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事前协商，共产党的领导正是通过协商民主，使民主人士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而实现的。

　　一致同意将一切反动派和反动分子排除在新政协之外。中共在“五一口号”中事实上已经把一切反动派和反动分子排除在新政协之外了，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如何召开新政协问题，亲自给避居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并让潘汉年专程送到香港面呈李济深。毛泽东在信中说：“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18］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对“五一口号”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将一切反动派和反动分子排除在新政协之外成为大家的共识。于是，1948年10月，周恩来和已经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人士座谈协商，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的文件，其中第二项明确指出：“新政协参加者的范围，提议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19］这个草案后来又经和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朱学范，以及当时尚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等民主人士反复协商。11月25日，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最后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共和赞成“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20］

　　在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等方面达成共识。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1949年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等，这些都写进了后来的《共同纲领》。参加新政协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对《共同纲领》进行了充分讨论。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写出之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21］这体现了协商过程的充分性，保障了协商的质量。许德珩也说，《共同纲领》草案“是经过了筹备会多次的周详讨论的，在大会开幕以前来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经分组多次的研讨，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说是很少没有发言的，也更很少发言不被重视的。”［22］这体现了协商主体的平等性、协商参与的有效性。《共同纲领》吸纳了方方面面的意见，从而赢得了各方面的赞同，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共同纲领》时，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共同纲领》是通过协商民主，将共产党的主张转化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识的生动实践和光辉范例。另外，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纪年也都是热烈讨论、充分协商的结果。

　　（二）通过协商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发展壮大。协商民主是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形式。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之所以发展壮大，协商民主发挥了凝聚共识的优势作用。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应该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这使我们的会场在讨论中更和谐，更知道各方面的意见。这个和谐一致不是大家都说一种相同的话，而是大家说出不同的话，然后取得一致。这是最有力的一致，是最有力的团结。”［23］这里，周恩来指出了民主协商对于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协商通过了囊括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新政协参加单位和人员名单。中共中央重视构建以协商民主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关于哪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个人有资格参加新政协会议这个问题，新政协筹备期间，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经过了充分的、反复的沟通和协商。关于新政协参加单位的协商过程，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先后由各单位磋商，然后又拟出了一个草案，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全体组员一致通过了现在发下的这个草案。并且把这个草案送给各单位首席代表看过，又送给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各委员看过，得到了一致的协商。”［24］最终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46个单位、662名代表的强大阵容。据统计，662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约占30%，工农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约占20%。特别是在这个代表名单中，甚至有原南京和谈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和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程潜、陈明仁等人，更加体现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性质。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候选委员名单中有很多民主人士，会议选出的由180人组成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中相当部分是民主人士。

　　从当时人们对参加新政协的人员构成评价来看协商民主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通过充分协商产生的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就有大批民主人士位列其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人民政协筹备和成立的过程中，统一战线空前地发展壮大。宋庆龄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有一个发言，他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25］

　　总之，协商民主在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过程中的成功实践，体现了党的领导，发展壮大了统一战线。新时代的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实现党的领导、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要不断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以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同化异善协商，坦诚相见真协商，寻求最大公约数，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的共识，进一步增强协商民主实效，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四、结语

　　人民政协从筹备到成立的过程，体现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党对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领导，确保了统战、协商工作的正确方向，也使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赢得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衷心拥护，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发挥大团结大联合作用，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并为开展协商民主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实施平台；协商民主发挥了凝聚共识的作用，使党的主张转化为各党派团体、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群众的共识，推动实现了党的领导，发展壮大了统一战线，是成功的民主实践。总之，人民政协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也是三者有机结合的伟大成果。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也在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和职能发挥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要继续发挥优良传统，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并将之体现于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过程之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北京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联合大学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教授）

　　注 释：

　　［1］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页。

　　［2］周恩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每一个议案事先都经过酝酿，这是特别值得说明的。凡是重大的议案不只是在会场提出，事先就应提出来或在各单位讨论。新民主的特点就在此。因此不是只重形式，只重多数与少数。凡是重大的议案提出来总是事先有协商的，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就包括这个新民主的精神。”参见周恩来：“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4］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5］罗培元著：《无悔的选择——罗培元回忆录》，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149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6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13］殷开：“‘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毛泽东与司徒美堂交往记略”，载《党的文献》，2010年第2期。

　　［14］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编著：《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5］楚图南：“与共产党同舟共济”，载《文史精华》2010年增刊，第一、二合刊。

　　［16］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6页。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1页。

　　［19］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20］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21］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载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22］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编著：《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

　　［23］“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编：《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24］李维汉：“<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载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政协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5］杨建新、石光树、袁廷华编著：《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