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小到大、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纠正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开展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索，并将这些理论成果付诸实施，在反动势力包围下的延安，出现了全新的面貌，延安成为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常回家看看”，无论我们走多远，都不能忘记从哪里而来，到哪里去。延安是一面镜子，党员领导干部应时时到这面镜子前照一照，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时期十个没有”展板前说：“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同志，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延安”和“西安”对应着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权形态。“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形象生动地描述、概括了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和政权形态以及由其派生出来的两种不同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汲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锻造出一整套人格理想、精神品性和行为方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人民共享的精神气质。当时，一些来往于重庆、西安和延安之间的人士，敏锐地注意到延安与重庆、西安不同的精神风貌。

　　1940年5月，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了延安，此前，他先访问了重庆。与重庆的歌舞升平和特权腐败盛行对比，他这样评论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1946年，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在访问延安后说：“到延安使我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我觉得在延安的访问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动而且深刻起来：第一件事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美国记者斯特朗也说，在延安，她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

　　有一位特殊人物的观察很有代表性。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的徐复观。1943年5月到1943年10月，徐复观作为国民党军部派驻第十八集团军的少将参谋住在延安。他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有过接触，毛主席先后五次与他谈话，并送给他一本《整风文献》。徐复观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延安期间，他认真阅读了《整风文献》。离开延安后，他把在延安的观察写成了报告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就此专门召见他，听取他对延安和国民党的看法，并将这份报告印发给国民党军政高层阅读。徐复观这样概括延安与国统区的差别：共产党实施平均地权，国民党任其土地兼并；共产党号召减租减息，国民党强迫征粮征税；国民党抓壮丁，共产党启发人民参军抗日；共产党与人民军民一家水乳交融，国民党不择手段欺压百姓等等。他认为，国共两党的本质差别是共产党植根于百姓，国民党脱离人民，在百姓中没有根。他得出结论说，国民党如果不改革，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会失去全国政权。

　　20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之间的殊死斗争在多条战线上进行，表面上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场上的较量，人民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但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心向背，是民心之战，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共之战，是“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

　　“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的对比，时时萦绕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在演讲中，在文章里，他不断提醒党员干部警惕腐化变质。比如，1936年10月22日，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就告诫说：“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和总结了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规律。这一思想成果，体现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里。1945年7月，黄炎培等国民参议员赴延安参观访问。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中共能否走出历史周期率”之问时说：“你放心，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官不是为了做老爷。与国统区政府里“官老爷”充斥的情形不同，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工作的人，是廉洁奉公的模范，是人民的公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这一新型的权力观和政治路线是“延安作风”的内核，这种内核外化为政党、政府的行为方式，展示为共产党员、公职人员的精神风貌。“延安作风”从个体到集体，春风化雨，滋润、涵养出陕甘宁边区人民普遍的精神气质。黄炎培、陈嘉庚、徐复观、斯特朗等外来人士所看到、体察到的，正是“延安新人”身上秉持的独特气质。它与国统区的奢靡、腐化、自私、官僚主义、特权横行等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延安作风”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权力观和这种权力观支配下的工作作风，以及这种权力观塑造和熏染出来的纯朴、开放和自由的民风。新的社会风尚与领导集体的倡导、提炼、推动有关，但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领袖头脑中蹦出来的，而是来自人民群众，来自植根于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一个有着正确政治路线的党和成熟的党的领袖，把这种植根于人民群众中的美好品质和追求表达出来、概括出来，把个性发展为共性，把特殊推进到普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延安作风”就不仅仅是在党员干部身上体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它还是广大人民群众身上那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行为方式，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日常习惯，概言之，“延安作风”就是新的社会风尚。

　　“延安作风”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体现。“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就是走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的政党战胜了服务于特权者利益的国民党政治集团。

　　“延安作风”不是官僚作风，不是上等人作风，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作风。在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官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针对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自认为是上等人的现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今天，回望延安，重温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关论述，内心有压抑不住的激动。领导干部诸多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而保持和提高政治能力的关键，是深刻领会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不断提高政治修养。

　　我们身处信息时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科技革命风起云涌，创新浪潮波涛汹涌。全球化浪潮以及中国的崛起正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国正大踏步赶上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共产党人初心体现的“延安作风”并没有过时，党员干部要以“延安作风”为镜子，正衣冠，勤反省，谨记当年承诺。在新时代背景下，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砥砺前行，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中国文史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