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在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有效性提高的同时，推动经济危机的全球性和世界性影响加剧；政治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体系，在明确并提升强权政治逻辑的同时，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全球化之间产生冲突，加剧世界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快速和长期稳定，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根本改变并深刻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需要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学说，也需要深化和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提出了崭新的全球治理理念，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放理论构建起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开放思想和“交往理论”的重要发展，而且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光大。

　　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发展各方面逐渐趋于一体化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世界各国间早期的商贸往来，包括地中海文明、黄河文明、恒河文明的商贸交易，人类国际贸易发展推动着全球化逐渐生成和发展，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应是“现代化”历史内容，工业革命催生了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现代化催生了“全球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1］从已有的发展史动因上看，就生产力发展而言，主要在于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就生产关系变革而言，主要在于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就其实现的经济体制机制而言，主要在于市场化在世界范围的普及深化；就其内在动力而言，主要在于资本积累扩张的冲动；就其组织结构而言，主要在于国际分工格局下的世界经济体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辟了人类经济发展进入世界经济的新历史，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从15世纪初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直到进入21世纪以来，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展推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不断深化的历史趋势，同时，在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全球网络化、经济区域化等深入推动下，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新失衡不断加剧，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为深刻和系统的历史要求。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就其制度和体制矛盾运动而言，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资本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在全世界范围内提升资源配置和资本流动及国际分工的效率，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提升；另一方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激化，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私有制之间内在的对抗性矛盾更为尖锐，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更为普遍地表现出来，全面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形成更为系统的全球性经济风险和更为深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从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形成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到20世纪末形成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浪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全球化趋势更为迅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在技术创新上，更为迅速的科技革命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新的技术和产业基础，特别是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以及新材料、新能源、新生命等科学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乘数效应”；二是在制度创新上，更为广泛的市场化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竞争空间和条件，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市场化转轨，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造，为全球化带来了更为充分的体制保障；三是在微观层面上，跨国公司的新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要素配置的流动性，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企业制度基础；四是在宏观层面上，国际经济机构多边组织的新成长显著降低了国际间的“交易成本”，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为自由的世界经济秩序。

　　但在这一进程中，在理论与实践上占据主流和主导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国与国之间竞争的目的是追逐本国利益最大化，进而导致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所遵循的强权逻辑，与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全球化产生了深刻的矛盾，使得世界发展出现严重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西方的“丛林法则”越发不合时宜，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引导构建新的经济全球化治理秩序。

　　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突出变量，中国经济总量（GDP）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不足1.8%上升至现阶段的18%以上，自2010年超过日本之后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较，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于其6.3%，到2010年达到其50%以上之后，持续缩小差距，上升至现阶段相当于其70%以上（2021年）。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为标志，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从改革开放初期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贫困状态，到1998年达到温饱型下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达到小康型上中等收入水平，现阶段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2400美元/2022年）达到人均12700美元左右，逐渐接近跨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以1987年人均6000美元为起点）的“十四五规划”目标。这种经济总量的结构性变化和人均水平的阶段性提升，根本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正深入融入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在世界经济的增量当中，中国的贡献持续多年保持在25%甚至30%以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正努力将占全球18%左右的人口带入现代化，超过当代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全部总人口占比（16%），等等。这些发展客观上需要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深刻改变着经济全球化。但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金融、气候治理、安全等诸多领域的规则制定和管控上仍掌握着主导权和治理优势。全球化的发展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和世界国家（全球政府）的形成，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活动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各类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仍是由西方主导的建立在主权国家权力和主权边界基础之上，旨在首先维护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的产物。在现存世界体系中各国对排他性的各国独立利益的追求，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本国优先的霸凌，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和发展的严重失衡，帝国主义国家努力维护既有的治理格局，特别是维护帝国优势，攫取全球化“治理红利”，而不愿意接受历史发展带来的新治理要求。例如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至今的美国都展现过或仍在显示这种历史“情结”和利益诉求。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曾长期被孤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历史性飞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力图运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将中国排斥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外围”，将中国安排在世界经济秩序和体系的“边缘”，将中国定义在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低端”。显然，这种逆全球化发展历史潮流的做法，不仅体现为对中国发展的打压，而且对发达国家本身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和应对各种发展风险危机都是极为不利的。中国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的历史内涵和活力，目的并非取代旧有的称霸者，掌握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支配权、控制权，而是追求改变旧有的“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发展格局，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历史发展要求的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经济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倡导各国休戚与共、和平发展的人类社会时代精神，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改变零和对抗的博弈逻辑，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的公平与发展理念，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

　　二、共同体的演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

　　在思想史上，“共同体”的概念由来已久，共同体有多种形态，包括血缘的、地缘的、精神的、物质的，以及人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中的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等。“共同体”范畴虽然不等同于社会，但与社会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共同体是一种文明，而文明首先是以人类聚集为社会才可能产生，有了社会，共同体才可能产生。［3］严格地说，从理论上看，“共同体”很难有一个统一而又精确的定义，只是对特定标准、目标、理念、规则等的某种“认同”。从实践上看，以一定的社会形式维持某种“认同”需要满足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总是处于各种博弈的历史运动中，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共同体的维系面临许多困难。现代化及相应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现代社会中的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更主动的自觉性而非强迫性，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而非对立性，具有更强烈的整体性而非离散性。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科学认识“共同体”需要艰苦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和认识现代社会共同体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进行社会形态种类划分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强调，人是类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进而才有人类文明。［4］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人类交往、生产方式、社会分期三者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交往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发展中相互促进，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为人类交往创造新的物质条件和社会需要，而交往方式的改变和扩展又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发展推动着历史演进并形成社会分期的根据，经济全球化、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也是在这种演进中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关于“交往关系”的概念（马恩经典作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词汇，德文是verkehr，英文是commerce），包含贸易、交换、流通等含义，是指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关系。［5］这一范畴，从内涵上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大领域；从方式上看，包含贸易、战争、交流等多种形式；从范围上看，包括内部交往、民族交往、国际交往等种类；从主体上看，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市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能动作用。［6］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的国际交往是其论述的交往表现形式的重要类型。“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人类带入到一个单一社会秩序的范围之内。”［7］国际交往在全球市场、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过程中不断强化，逐渐深入，推动交流联系普遍化，甚至不断消解各国文化的历史特性。

　　交往便会产生共同体，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共同体，阐释了其产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共同体未来发展趋势作出了预测。马克思概括出三种共同体。一是自然共同体，也称原始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早期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形态，是“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8］在自然共同体中，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因而个体对于共同体存在完全依赖关系。二是政治共同体，其本质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和对人的“新的桎梏”［9］，政治共同体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相应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演变的过程中，个体对原始的自然共同体集体的完全依赖程度逐渐减弱，个体人的能力和独立性逐渐提高的条件下，自然共同体逐渐演变为政治共同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形成对立，统治者以“共同利益”为借口维护自身利益、攫取社会利益，是一定的阶级政治经济统治的实现形式。三是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基于对自然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批判，进一步提出了真正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社会差别，消灭了一切私有制和阶级统治，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10］，一切人的（个体的人）全面自由发展成为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实际上，马克思指出了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共产主义方向，真正共同体作为与共产主义社会相对应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自然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否定及历史超越。

　　但是，这个根本否定和历史超越是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所包含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力释放完毕之前是不可能彻底被取代的，更何况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仍不断进行变革和创新，使其根本矛盾得以缓解，资本主义经济仍是而且在未来发展长时期里还将是居世界领先水平并主导世界经济。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首先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开始的，并且首先发生在个别国家（十月革命的俄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等），并非像马恩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在主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发生的普遍革命。因此，一方面就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才能创造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必要条件，对于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则更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就国际环境而言，正如列宁曾指出的：由于经济和政治性原因，“由于发展的速度和基础与西欧不同，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暂时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11］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还仍然处于这种世界资本主义大海中的“孤岛”状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仍有显著差距，对于世界发展的影响力仍然不够充分；同时，当今世界仍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仍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包围之中，需要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所说的由存在阶级和私有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共同体向未来人类社会的真正共同体发展的长期进程中，特别是在这一长期发展进程的国际关系处理中，历史地创造和运用各种共同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结构面临深刻复合型危机，同时经济全球化又使不同制度、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且仍在不断加深的经济发展上的联系，任何单一行为主体遭受的危机打击和负面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都可能给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带来难以预料的冲击。特别是以我国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崛起，虽然并未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但对世界经济结构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根植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全球治理理念、理论、模式都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12］以往国际社会提供的各类政治共同体，已经严重不适应当代世界人类交往联系程度的提升和关系的复杂性，其包容性极其不足。世界发展需要创造新型治理体系以应对全球性治理危机，需要构建新型共同体来衔接和容纳全球化发展中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指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变化提出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体现，在理论上是重大创新，在实践上是正当其时。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历史可能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相互间“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13］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就其内容而言，包含了当代人类全球化发展需要处理的国际间的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等各个方面。就其理念而言，体现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开放格局的精神智慧。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当代世界高度发达的国际交往关系，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秩序，为缓解治理赤字，促进经济全球化提供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治理原则，强调各国应当“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14］，强调各国面对共同的发展及治理问题平等而又充实的国际治理参与权，进而提高全球治理的公平性、充分性和认同感。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国际交往观。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人类文明发展历史多样性的状态，对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作出了新的时代阐释。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是对西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应，更是一种崭新的文明观，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方向，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文明和谐、共处促进的普遍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观。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历史发展正义和进步性的价值取向，在尊重各国主体独立意志和注重人类发展共同利益间统一和谐的基础上，阐释并明确当代人类共同价值，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这种普遍认同的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包括各国文明发展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更是在世界文明、包括各种文明形态的演进中历史地实现的，而不应是强权国家的帝国意志下的价值趋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历史价值观。

　　从思想渊源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与世界历史发展紧密结合的开拓性成果。在现代社会以及未来可以预见的长期发展实践中，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明形态将会长期并存，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单一直线式的递进，制度形态也不可能是机械式的演替，结构演进意义上的“串连式”的现代化将越来越普遍地为“并联式”所替代，多元性多层次多形态的文明并存，多方式多道路多制度的发展进程，都将会对人类社会共同体演变产生极为长远和深刻的历史影响。要回应这种历史影响，迫切需要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种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是根植于中国历史，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结晶。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发展中，“和为贵”始终是重要的价值取向。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等始终是珍贵的精神追求。“中华和合思维与和合精神，上始于伏羲，他画八卦，由阴阳两个符号，组合成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多元异质事物的和合；中历《五经》和先秦百家的凝聚锤炼、智能创新，形成了体现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逻辑思维，建构了安身立命的价值理想和精神家园；下开汉唐以后各个时代的天人合一、三教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等学术文化、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百姓日用，彰显了其无穷的力量和光彩的魅力”［15］。中华传统文化强调：“和生”，即和生万物，万物共生，共生则需平衡、协调、和谐，不否定冲突，但坚持以融合为导向，以求新生；“和处”，即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不相斗，人文相通，文明之间不同而不相害；“和立”，即立己立人，共立共和，使人人能安身立命，相互间有竞争但合乎道；“和达”，即己欲达而达人，共同发达，不能以己达而压制人达；“和爱”，即“仁民爱物”，和爱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的核心要义，是其立足和归宿，没有和爱，其他都不存在。［16］可以说，在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富智慧和哲理的思想，而“和”的价值理念和标准，对于缓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治理赤字，对于缓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冲突，引导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土壤，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的精神的时代阐释。

　　从实践的历史逻辑上看，当代世界不仅具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要求，而且也创造着历史可能。一是全球经贸格局发生着重大转变，包括：传统的货币体系发生着重大转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形成的美元与石油挂钩体系面临挑战；传统的经济协调体系发生深刻变化，新兴经济力量崛起的同时，国际经济组织本身也在发生着结构变革；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核心动能由发达国家单一主导向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方向逐渐变化，相应地全球治理逐渐由发达经济体主控向发达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协商方向变化。二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逐渐发生结构性转换，包括：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一系列发展性和制度性的深层结构性、根本性矛盾，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率等方面的持续下降，创新动力的严重不足，使之陷入长期衰退和深刻危机；相对应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势头增强，以中国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不断提升，改变着全球价值链，也改变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三是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系统性危机，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不断深化，同时传统的全球化路径面临严峻挑战，资本扩张和技术创新作为两大引擎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进一步拉大了世界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和发展鸿沟，引发了更为深刻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世界治理需要以中国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G20对G7的替代，金砖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形成等，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都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转变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

　　“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展现和贯彻。“一带一路”倡议自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至今已发展成为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南通非洲经济圈，与美洲大陆紧密相连，成为当今世界最广阔的合作平台和影响力巨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为重构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烈感召力和价值认同。一是“一带一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治理规则变革要求。一方面，改变西方国家以往主导的所谓“规则至上、理性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原则，强调“先发展、后分享”的新方式，突出发展先行；另一方面，改革以往西方文明主导的“中心——外围”体系下的世界发展“支配依附”格局，强调各国“共商共建”的身份认同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治理的积极主动性。二是“一带一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路径探索。首先，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先行，为沿线国家的“精神交往”提供“物质交往”基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为开放性经济发展提供抗风险的战略依托［17］。其次，超越古丝绸之路的经贸合作方式，推动全方位互联互通，促进形成价值相融、利益相通、命运共同的和谐统一体。最后，改变世界经济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单向循环模式，推动构建“双环流”全球新价值体系，立足中国国内大循环，形成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双环流”的循环体系，“一带一路”是这一新型循环体系的重要国际治理平台。三是“一带一路”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中国发展智慧重构全球治理范式的愿望。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实践正在创造新型全球化结构关系，丰富了全球化的内涵，推进全球化的“再平衡”，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为贵”相统一的价值理念来定义“丝路精神”，以“丝路精神”来阐释和引领“全球化”；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进展推动着全球治理范式的重构，包括在“利益和合”“价值链融合”“机制耦合”等多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形成系列结点，为全球治理机制注入新的内涵，重组全球治理网络，推动全球治理模式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逐渐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转变。［18］

　　（作者：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

　　（责编：霍 赫）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3］参见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载《书屋》，2000年第2期，第57-59页。又见钱乘旦：《西方那一块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

　　［5］参见万光侠：“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第5-8页。

　　［6］参见张峰：“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交往理论与‘一带一路’建设”，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7］Anthony，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6，pp.54.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0］参见康渝生、陈奕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载《学术交流》，2016年第11期。

　　［11］《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307页。

　　［12］“中心——边缘”结构，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pp.23。

　　［1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14］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15］张立文：《和合学与文化创新》，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4-5页。

　　［16］张立文：《和合学与文化创新》，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8-11页。

　　［17］参见刘伟：《读懂“一带一路”蓝图》，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版，第70页。

　　［18］参见石晨霞：“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4期。